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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博体育官方网站对话罗长远:贸易形势严峻企业应发展价值链经济分散风险

TIME:2022-05-18   click:

  必博app受地缘、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,提高供应链韧性成为近几年各国保障产业安全的重点。中国是制造业大国,也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。今年4月,疫情防控之下,物流、劳动力流动、资金流运行受阻,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和国际贸易活动均有收缩。

  面对严峻的供应链压力和国际贸易形势,政府、市场和企业该如何应对?近日,澎湃新闻记者对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罗长远教授,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析。

  澎湃新闻: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,是长三角的龙头。请您聊下本轮上海疫情对本地经济以及国内经济的影响。

  短期的关键词是“冲击”。由于封控,物流、人员流动受到限制,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“投资、消费、出口”均受到影响。作为国际经济、金融和贸易中心,上海比较依赖出口和消费,本次疫情产生的冲击比较严重。

  中期的关键词是“恢复”。当下,生产和生活开始缓慢恢复,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,涉及到市场的恢复、物流的恢复、产业链的恢复,各个环节是相互关联的,可能面临不及时、不同步,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,需要政府、市场、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协调。

  长期的关键词是“疗伤”。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暂时的,而可能产生所谓的“伤疤效应”。有研究表明,经历过“大萧条”的人,随后的就业机会、工资水平、交际网络等都一直受到负向的影响。

  “尊重市场、讲究规则”是上海的一张名片。一直以来,政府、市场、企业三者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,人们对三者之间的互动也有比较稳定的预期。

  面对快速蔓延的疫情,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疫举措,并取得了成效。然而,在执行过程,也出现了一些措施“走样”和“跑偏”的情况,这可能影响到人们对政府、市场、企业之间的边界和三者互动的预期,并给这座城市带来“伤疤效应”。后疫情时期,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来重建秩序,并恢复人们的信心。

  针对防疫和复工复产,需要根据上海的城市特点去做规划。在制定和调整政策时,需要主动和积极地去吸收市场、企业、居民的信息和看法,使政策更加人性化、透明化和可预期,产生“共情”,形成合力,争取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  澎湃新闻:受疫情影响,国内供给与需求双双承压,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。我们现在面临怎样的国际贸易形势?

 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体,进出口贸易、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受到疫情的冲击。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受阻很明显,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,但是对“人员的流动”的关注相对少一些,这可能与线上教学、线上会议等流行开来有关系。然而,在外交领域,线上和线下交流的深度和效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。

 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化的过程中,外交和外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。关系和外交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,双边、区域和多边的关系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对外贸易都有影响。外交访问可以带来外贸的新订单,而加强国际贸易联系,也有助于国际关系。

  由于疫情的影响,中国的外事活动受到了比较多的限制,尤其是线下形式的对外访问和接待来访,这对于拓展和深化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约束。值得警惕的是,在近期,国际上不同层次的外交互动正在高频发生,尤其是美欧与中国近邻的互动,例如:

  澎湃新闻:近年来,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日益提升,上海尤其是制造业的关键供应链节点。疫情给制造业带来了一些压力,很多人担心产业会向外(越南等国)迁移,这会重塑产业链格局吗?

  罗长远: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:第一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外资企业。与资本密集型投资企业相比,劳动密集型投资企业会有一定的转移,但是这类企业也并不是疫情暴发以后才开始转移的,它们更多地是受到中国政策调整,以及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。

  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,国内禀赋条件的变化,一些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的取消,再加上贸易摩擦、疫情反复等,这类企业的转移是可以预期的,转移的落脚点可能是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。

  当下,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相比,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占优势,劳动密集型投资企业在国内发展面临硬约束。但是,如果软环境尤其是内地的营商环境大幅改善,“市场一体化”快速推进,这类企业也仍然有生存空间。

  第二,出口导向型和本地市场导向型的外资企业。在劳动力成本上升、优惠政策减少、疫情和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影响下,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吸引力有所削弱,仅仅将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资企业会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。

  但是,对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来说,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吸引力。关键在于,能否给它们提供充足的信心,能否让它们改善有所走弱的预期,为此,需要适时出台和调整政策,促使市场供求和经济活动恢复常态,而不能消极地等待和观望。

  第三,民生产业。比如,与医药和健康相关的部分产业,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部分产业,属于应急性的民生产业。疫情暴发以来,不少国家都意识到这类产业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链并不可靠,需要适度自主,从而在推进相关产业的回归和多元化。作为在这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,这些产业的转移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影响。

  第四,涉及的产业。国际环境复杂多变,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。对发达国家来说,涉及到核心技术、核心部件、关键原料等与相关的产业,部分可能回流,部分可能转移到它们的盟国。2021年6月,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名为《构建弹性供应链、重振美国制造业及促进广泛增长》的评估报告,针对半导体、电池、原材料、药品四大关键领域,提出重建美国制造和创新能力、改进国际贸易规则、加强监控预警等政策建议。在安全议题被泛化的背景下,涉及的产业可能大幅增加,产生的影响也可能被放大,这也需要我们注意。

  第五,不同来源地的资本。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中,来自香港地区的资本占了70%,而来自欧盟、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所占的比例比较低。

  促进资本来源地的多元化,是改善外资质量的必要条件,尤其是提升来自欧美日的资本。很显然,现状与这一目标是不吻合的。经过多年努力,中国和欧盟在2020年完成了投资协定(CAI)的谈判。接下来,双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早日通过各自的法律程序,并最终体现在双边投资规模的增加上。

  在欧盟、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中,上海均占了1/4的份额。由于疫情对上海的冲击,全国的外资尤其是来自欧美日的外资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。

  澎湃新闻:近年来,疫情影响,全球产业格局也在动态变化,这是否有章可循?还有战争和地缘影响,不稳定形势下,未来国内产业发展还会面临哪些风险?

  罗长远:首先,贸易保护和欧美的再工业化给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压力。近年来,国内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欧洲的再工业化。促使制造业回流是美国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共同点。然而,制造业并非说迁走就迁走,而是要遵循经济逻辑。

  2019年,就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来看,中国是27%,德国和日本是20%,美国是11%。实际上,在2009-2019年期间,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一直在11%左右。

  从数据来看,美国的再工业化努力尚未体现在制造业的占比上。实际上,要发展制造业,就意味着需要把发展其他产业的资源转移过来。然而,在西方逻辑的背后,每一个产业的背后都是利益集团,资源的腾挪是不容易的。

  虽然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,但是它可以转移到其盟国或邻国,如墨西哥,这也给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压力。

  第二,地缘带来的压力。当下,拜登政府正在力推“印太经济框架”(IPEF),宣称将围绕贸易便利化、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、供应链韧性、碳排放、清洁能源、基础设施、劳工标准等确定共同目标。

  随着美国-东盟特别峰会的举办,以及接下来拜登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,“印太经济框架”的面目有可能逐渐清晰。IPEF拥有经济贸易和地缘等多重目标,经贸合作关系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供应链、创新链的合作。

  过去几年,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而整个中国沿海一线,都在IPEF框架覆盖的范围之内。判断其将给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,为时尚早。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,把潜在的短板补好。

  罗长远:我提几个概念性的想法:第一,创新经济。面对这些风险,国内企业过去“群狼式”的出海战术可能不再适合。创新经济永远不会过时。2021年,全球企业研发支出40强里,中国只有三席(华为、阿里巴巴、腾讯)。如果每一个省有一家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,在贸易谈判时,我们的底气就足多了。创新是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上最需要做、最值得做,也不得不做的事情。

  第二,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。这方面,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,因为市场规模特别大。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可以给企业提供两个翅膀,推动企业到全球市场去竞争。

  第三,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。企业要把国内市场这张牌打好。疫情对上海是个冲击,可能会有企业考虑将工厂搬到内地。从长期来看,如果企业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武汉、重庆、成都、西安、昆明等城市都有布点,国内就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产业链,供应链韧性也会提高。

  当下,外部风险走高,要把国内市场做好,确保企业在国内有一个柔韧性高、门类齐全的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,提高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。

  第四,规则经济和标准经济。中国要成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,一定要在规则经济和标准经济方面打好基础。这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然要求。

  4月20日,全国会批准国际劳工组织《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》《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》。在这样特殊的时点,中国正式批准这两个公约,不仅是表达我们对的重视,也展示我们高标准对外开放的决心。

  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驱动,企业也需要从自身做起,在产品质量、生产流程、技术标准、劳动用工、环保要求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对接。

  第五,价值链经济和产业链经济。鸡蛋不仅要放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武汉、重庆、成都、西安、昆明等国内的篮子里,还有鸡蛋是放在邻国的篮子里,比如新加坡、雅加达、吉隆坡、曼谷、河内、胡志明、金边等,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,实现“双循环”,分散风险。

  罗长远:截至去年,上海已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7家,外资研发中心504家。本轮疫情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和外企对上海市场的信心。

  第一是政策反复。其次是政策反复给居民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。第三是城市个性的丢失。上海是一个国际化、市场化、专业化和生活化的城市,比较尊重市场、讲究规则、尊重专业。由于疫情快速散发,防控中的某些举措,可能冲击到人们对上海的传统认知。这意味着,后疫情时期的工作,要更加细腻。

  上海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。上海的一举一动,实际上也是对外展示中国发展动态的信号。1990年初,国内经济环境整体沉闷,但随后中央决定开发浦东,这成为中国坚定改革开放、不走回头路的重要信号。

  上海是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,拥有强大的辐射功能。在疫情防控一盘棋的思路下面,还要注意每个城市与众不同的特点,做到因地制宜。

  罗长远:2018年以后,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,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趋缓。中国企业在欧洲、非洲、南亚等地的投资都面临不少挑战,东南亚的情况相对较好。中国工业园模式发展比较成功的是埃塞俄比亚,但是该国近几年暴发内战,当地经济和中国的投资都受到不少影响。

  首先是做大国内市场。“一体”就是国内市场的一体化。4月10日,中央出台了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,旨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。长三角一体化、京津冀一体化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做好了,将会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。中国经济的盘子本身比较大,如果能够做到市场一体化,国内产业链的长度、深度、厚度、柔韧度都会更好。

  其次,经营好周边关系。“两翼”分别是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。RCEP今年落地,这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,为中国拓展全球经贸新格局提供了新的空间。继续创造条件,恢复并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。

  最后,促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落地(CAI)、重启中美贸易谈判、高质量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这是“三抓手”。“一带一路”是贯穿国内市场、亚洲市场和全球市场的通道,已历时近十年的建设,但仍然不宜求快,要久久为功,成熟一个,发展一个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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